在日前广州市政协经济组分组讨论中,广州市政协委员、合富辉煌集团董事长扶伟聪炮轰限价房政策。他说,广州的限价房让人重新看到平均主义、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,给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公平,又影响社会和谐,应取消限价房。(2月18日《新快报》) 前有经济学家茅于轼炮轰经济适用房,今有政协委员、房产商扶伟聪炮轰限价房,两个观点性质基本一致。看来,部分专家、政协委员这些人民的代言人,并不是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为人民代言,相反,其赤裸裸的是在剥夺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。 限价房影响和谐之说极其荒谬。在笔者看来,正是因为去年至今出台的一系列货币紧缩政策使得观望情绪加重、交易萎缩、部分楼盘价格下滑,打乱了房产商的好梦,才有了炮轰限价房之举。说到底,炮轰限价房暴露了房产商的某种惊慌心理。 的确,不管是经济适用房还是限价房,在具体操作中都有不合理之处,比如全国首个限价房近日在广州开售就遭遇百余套房被弃购的现象。但是,如果是一个理性的政协委员,就会站在和谐居住的角度,以合理化的建议促进限价房去完善操作细则,而不是打着和谐的旗号去破坏和谐。 经济适用房、限价房等政策性住房的出现,并不是让楼市回归到计划经济时代,而是用来弥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过度市场化的不足,一方面通过分流需求以达到稳定房价、稳定经济的目的,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。任何不是去完善而是彻底否定政策性住房的做法,都是和谐居住的大敌。 即便在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,政策性住房也是必不可少的,比如在英国,去年6月伦敦市长肯·利文斯通在拟定的“伦敦计划”中,要求经济型住房不低于50%的标准;英国布朗新内阁还推出“公屋冲击政策”(类似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),即2020年英国将修建不少于300万套公屋,在布朗任期内,每年的公屋建设数目将不低于7万套。正是这些政策性住房正在让英国房价回归理性,也才有望实现居住和谐。 而中国之所以推出经济适用房、限价房等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,原因是基于国情,目的在于居住和谐,以通过多种途径借助各种力量最大化的去实现人人有房住。在这种情况下,任何建言都应该着眼于大局,都应多些建设性,少些破坏性。 (冯海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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