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报评论员
近日，北京市房山区警方公布了一批短信骗子的手机号，并表示将定期公布问题手机号，帮助市民防范诈骗，借此对短信诈骗进行打击。
相对于在猖獗的短信诈骗面前无所作为，房山区警方的努力无疑值得肯定。但是由于公众不易记住用于行骗的手机号码，更由于骗子的手机号可能随时会变换，因此此举效果如何，也实在不敢乐观。
购买手机卡实名注册，这是法规早有规定的，但是商家为了促销，很少真正实施，为追查违法短信的源头制造了很大困难。因此警方即使查到并公布了短信骗子的手机号，却无法循着号码的线索抓到骗子，从根本上消除诈骗的源头。
如今，违法诈骗短信屡打不绝，根本原因在于，短信欺诈涉及全国各地电信、银行、媒体等多个部门，只要有一个部门、或一个地区的某一部门不配合，打击的效果就会聊胜于无，违法短信可钻的空子实在太多。
不难看出，在治理与被治理之间，短信的制造、发送者，表面上处于弱势，其实却是一个很“实”的个体；而国家执法机构，表面上处于强势，但因为地域、部门的分割，却是一个很“虚”的宠然大物。一实一虚，把监管中的尴尬暴露得非常充分———违法短信的成本太低，风险太小。通讯产品的开发，往往只从经济角度考虑降低成本，扩大消费群体，却不从社会安全的角度，来考虑信息过滤、发送限制等技术的开发；违法短信跨地域传播，传播源头地区的依法拦截至关重要。但是“你打他不打”的不协调，不仅使短信接收地区无力围剿，且治理的积极性也备受打击。
取得好的治理成效，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固然重要，但更需要认清违法短信的存在基础，具有有效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，依照针对性更强的细化方案认真实施，把治理工作做“实”。否则，违法短信只会越打越多，治理效果也会越来越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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